主持人Nick Nocton（Mishcon De Reya的合伙人）与CMS的合伙人兼博弈和体育主管David Zeffman以及Nordic Gambling的合伙人兼联合创始人Henrik Norske Hoffman一起讨论了监管的最新情况

从责任博弈到UKGC最近的人事异动，这次讨论有很多东西值得琢磨，这也是马耳他周3天会议的一部分。小组讨论以Hoffman的一个问题拉开序幕——在瑞典是否有法律义务进行负担能力检查？

Henrik发表意见，在立法和法规中并没有真正看到明确的义务。然而，他认为，瑞典博弈管理局的实践管理表明，至少在涉及反洗钱时，可能会有这样的义务——当局最近发布了一份相关指导文件。这意味着，当玩家达到一定的门槛（大约是200欧元的消费）时，运营商有一定的义务去了解玩家是否有能力支付这笔费用。

当涉及责任博弈方面，这是就是不同的议题了，无论是在瑞典还是在丹麦都是如此，他表示。

他说：”我们从当局那里看到，在进行执法监督时，他们实际上希望运营商能做到这一点。在这方面，瑞典人可能比丹麦人更强硬，因为在瑞典，你的应税收入是公开的记录，最终也会成为让法警法庭公开执行的债务依据。”

因此，这种做法显然表明了运营商要调查收入，并进行适当的负担能力检查。

在丹麦没有办法获得这些信息，也没有办法看到他们去年交了多少税。

“期待任何运营商进行收入和负担能力调查的门槛要高得多，而且不那么明确。即使没有所谓明确的立法义务，但从实务来看，两个当局实际上都认为存在某种检查负担能力的义务。”

另外，在英国方面，对可负担性的技术性要求和实际情况之间出现了脱节。目前尚在商议，而仍在进行的《博弈法》审查如今也可能涵盖负担能力的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期待什么样的结果？在近乎一年前，博弈委员会发布了引入负担能力门槛的相关咨询，他们只给了10周的时间来回应（后来被延长了几周）。

Zeffman表示，这明确暗示了在咨询结束后，博弈委员会几乎就会实行负担能力门槛。

“对此，人们的观点在于这项咨询只着重在将负担能力门槛设在哪，而非探讨是否应该设置该门槛，或者数额应该是多少。”

咨询会上详细提出了100至2000英镑之间消费金额，但几天后当局公布最新的执法报告时，很明显地，他们讨论的范畴更接近于100英镑左右。

Zeffman解释道，该报告建议，希望消费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客户都应被要求提供信息，才能支持提升至更高的负担能力，西关证明包括如三个月内的工资单、报税单、银行报表等。若你进一步阅读该报告，全国平均水平落在每月一百英镑和五百英镑之间。

“然而，该金额是可支配收入，博弈委员会要求人们从可支配收入中扣除诸如旅行费用、汽油电话费等费用。所以，我们谈论的可能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接着，在报告出炉的一个月后（2020年12月），政府表示将审查整个博弈立法。”

他继续道，运营商出现强烈反击，他们认为博弈委员会不应该在仅仅只修改法规的情况下引进会从根本改变政策的变化。这应由政府来决定。委员会收到了13,000份的咨询回应——远多于他们对其他问题提出的咨询回应。

接下来，该年3月，博弈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在声量崩溃后下台。直到几个月前该职务才被一个临时首席执行官取代。今年5月，该委员会提供一则最新情况，说他们将在今年夏天公布对咨询的全面回应，并将继续与政府密切合作，进行审查。

然而，这个夏天过去了，委员会没有任何消息。9月，他们宣布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关于客户互动的修订要求。根据Zeffman的说法，这有点像律师对自身客户说：”我很快就会给你建议。”

在这里观看完整的小组讨论：

“这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时间段。我确信负担能力门槛将在未来某个时候被引入，肯定会成为政府审查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看到了很多执法活动，我认为事实上委员会已经采用了负担能力门槛。在几年前，委员会追究的大多数案件涉及数百万英镑的损失。

“我们现在看到的案件涉及几十万英镑（在某些情况下仅几万英镑），而在任何特许业务守则中都没有具体规定负担能力的门槛是什么。看看LCCP，人们必须遵守的事情，其一是委员会方针，最终你会来到一个位置，发现自己实际上有义务更了解客户以及他们能够负担的消费能力。”

我认为，”在合规性评估中执行的内容是否真的正确” 这点，相关的解释存在着切实的问题，但毫无疑问，现实情况就是如此。

转移话题，Henrik认为在瑞典的政治环境中看到了一种趋势，也从SGA出现的一些执法案例中看到，显然他们真的非常希望控制允许在博弈上花多少钱。

瑞典博弈管理局最近发布了一份关于反洗钱的指导文件，表示瑞典人平均将其应纳税收入的11%用于休闲活动。

通过设定这个门槛，如果你的收入达到瑞典人平均收入的11%或以上，那么运营商至少应检查应税收入。然而，这与实际的负担能力检查相差甚远，因为资本利得税等不一定包括在其中。

“政治环境中肯定有一些趋势暗示博弈应该受到限制。而我们在丹麦也听到了一些同样要求加强控制的声音。

话虽如此，在丹麦，可用的信息非常少。我们已经有了相当于瑞典的注意义务，也就是运营商应该秉持责任博弈监测并剖析玩家，至今已有两年时间。我们所看到的所有执法案件远早于此，而且都是针对反洗钱。”

丹麦的《反洗钱法》对此有规定。他说，你有义务根据游戏金额获得这些收入信息，且你实际上应该将其应用于责任博弈。你应该收集这些数据，并被期望与自家的责任博弈团队分享这些数据。

相反地，Henrik认为我们在瑞典看到另一种奇怪的方针。瑞典博弈当局表示，他们认为不能对主张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限制而选择不分享负担能力和收入的运营商实施任何制裁，即使是在同一个组织内也一样——他对这种解释表示质疑。

“最终，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义务来收集这些数据并对其进行处理以了解人们是否在博弈上花了更多的钱，那么你需要在隐私政策中规定，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以这种方式收集使用数据的权利。”

Henrik承认，对此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反洗钱立法表明了在涉及到责任博弈的情况下，需要收集这些数据并在公司集团的所有实体中共享，这与当局表示不能强制执行有所抵触。毕竟，这是丹麦和瑞典最终决定向私人运营商开放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获得更多的控制权，以便他们能够保护玩家。

在英国，在所谓的单一客户视图上也出现类似的问题——David同意最近在这方面有一些发展。

他解释说，单一客户视图是对客户在线博弈行为的整体总览，用以帮助减少博弈危害。这种对客户的博弈活动进行跨运营商浏览的观点可以帮助识别并防止那些持有一家以上的博弈公司账户者受到潜在的博弈危害。

“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如果你的目标是保护玩家本身，那么你就真的需要了解所有该玩家正在进行的博弈活动。否则，如果其中一个运营商限制玩家活动或关闭账户，那么他们就会转向其他运营商。

“然而，抛开不小的技术挑战不谈，这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数据保护——显然，还有隐私权、竞争法、人权、消费者法等，更多问题。”

其中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数据保护，其由信息专员办公室（ICO）处理，它是英国的数据保护监管机构。该机构在上个月发表了初步意见，博弈委员会提出的拥有单一客户视图的想法是ICO考虑过的事情。

从博弈委员会的角度来看，ICO所说的内容使这一切看起来非常简单明了。因此，博弈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在ICO发表意见后说，他们知道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ICO已经公布了如何安全地做到这一点，以保护人们的数据，所以现在是行业尝试这个解决方案的时刻。

David对此仍不以为然，他认为ICO的建议中充满了警告——特别是当ICO提出警告，为了沙盒测试考虑单一客户视图的概念模型，然后总结道会因为技术规范、架构或解决方案的构建等因素而发生变化。此外，ICO还强调，需要进行分析确保对数据的处理是必要和符合比例原则的。

“我认为比例相称在这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仅仅是在数据保护方面。”

在英国，问题博弈率正在下降，按国际标准来看已经很低。那么，在这个系统里，每个人的博弈（这是一种休闲活动）将被整理在一个中央登记册中，并在竞争对手之间共享吗？David如此问道。他说，更别说可能出现的巨大技术开销了。这真的有道理吗？

“回到我们刚才关于负担能力的谈话，那里有一个滑坡谬误。一旦有部份活动被集中整理，距离对收入信息的整理就不远了。我的个人观点是，这是一把牛刀，一把非常大的牛刀在阉割一只正微缩的鸡。”

Nocton最后向David提出一个问题作结：博弈委员会有新就任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你认为这是否预示着会出现方法的改变？产业可以期待什么？

“说实话，我个人可能有点偏激。这有可能只是人的问题。但我认为，麻烦在于博弈委员会一直是议员和媒体严厉批评的对象，以至于他们在干预和执法行动中越来越激进，因为如果他们走得太远，就不会被政治家和反博弈运动者批评；运营商不会喜欢这样，但这不是委员会现在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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